这个根本目的不是任何一个具体目的所可体现的或可涵括的，它是超越于任何一个具体目的的更高目的。

同在美国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既有萨依德的后殖民主义，又有后现代主义的代表，还有各种基督教哲学，其影响也不能忽视。与任何时代的哲学家一样，哲学家就是要站在时代思想的最前列，比普通人具有更强的敏锐性与深刻性。

他认为，世界上有中国、印度、西方三大传统，每一个传统都有其长处与短处。刘放桐译：《思维方式》，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119-155页。前一种思想视过程为根本原理，而后一种思想则视事实为根本原理。[27] （美）小约翰·B·科布，大卫·R·格里芬著。其中，汤先生提出了将第一次启蒙与第二次启蒙毕其功于一役的设想，期望中国在启蒙上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捷径。

汤先生对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关注，不仅看到它与中国哲学的多种共同性，而且应该说也是为了克服现代主义的弊端等有着很多共同的建设性思考。他认为孟子没有将心脑打成两片、思想和情感不可分割的观点是比较好的。） 应该说，汤先生对霍桑的接触是近距离的。

由于怀特海哲学非常广博与丰富，所以对怀特海哲学会有多种不同的解释。片面追求感官刺激，忽视精神内容。因此，后现代社会必须是在保留现代性社会中自由、民主、人权等等积极的因素，这样建构一个所有生命共同体福祉都得到重视和关心的后现代世界的意义才得以充分显现。[25] （美）大卫·雷·格里芬等著。

中国并没有完成现代化，民主与自由在中国尚未成为现实。……从文明的历史和影响的广泛看来，中国的文明是世界上自古以来最伟大的文明。

）在某些地方，汤先生认为科布这些思想有可能是借鉴自东方。[12]因此，在有机哲学中，每个活动性存在与宇宙的所有存在具有确定的关系。） 怀特海本人对中国的文化怀有一种仰慕之情。何钦译：《科学与近代世界》，169页。

与汤先生有交往的后现代哲学研究专家王治河在其《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一书中，将11种思潮归在后现代主义的旗下，其中有非哲学、非中心化思潮、反基础主义，非理性主义，后人道主义，解构主义，视角主义，后现代解释学，多元论，后现代哲学史编纂学，反美学。汤先生在2005年与科布有过一次面谈，他常常引用科布的一段话： 过程研究中心创会主任约翰•科布说：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对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持批判态度……我们明确地把生态主义维度引入后现代主义中，后现代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代。同在美国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既有萨依德的后殖民主义，又有后现代主义的代表，还有各种基督教哲学，其影响也不能忽视。人们生活的自然环境恶化、空气污染、土壤硬化、水污染、食品安全等，生活在当下的人们都切身地感受到这一问题。

绝大多数人仍然陶醉在现代化带来的各种便利当中浑然不觉，有识之士已经提前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这些问题都是中国在近代以来受列强欺凌，受二次世界大战的折磨，被迫向西方的现代化学习的结果所引发的。

会议的外方主席就是小约翰·科布与格里芬。[5]汤先生则经常引用罗素《西方哲学史》评价笛卡尔的一段话为例，[6]指出这一点： 西方文化传统曾长期把精神界和物质界的关系看成各自独立、互不相干的外在关系，其思维模式以心、物为独立二元，为了人的需要可以不考虑到自然。

[31]后现代主义的建设性向度与汤先生长时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的思考非常契合。西方主要产生了科学，这比东方更需要一个关于神圣超越的观点。[18]科布指出人类是自然的组成部分，而且我们和自然的其他部分的关系与我们和他人的关系一样是连续不断的。汤先生用来论证的武器与思想则是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及其第二次启蒙的主张。但是西方神学，尽管提供了在科学当中需要的观点（尝试想象上帝如何看待自然以及在自然当中的我们），但在很多作家那里也变成了不愉快的变形（比如神学决定论）。正如格里芬所言，现代主义这种世界观越来越不被人们看作是‘终极真理，而所有不同的世界观都被自动地看作是‘迷信的。

他设想，能够在全面完成而实现现代化的同时而较快地进入后现代社会。因此，汤先生反对抽象的自由观，认为要与责任与义务的观念结合起来： 必须拒绝抽象自由观，走向有责任的深度自由，要把责任和义务观念引入自由中，揭示出自由与义务的内在联系。

霍桑发起的过程神学运动，已经成为现代西方世界有别于正统神学、自由主义神学等神学派别的重要派别。汤先生与建构性后现代哲学家所看到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建构性后现代主义的共同之处，是一个值得发扬与深入探讨的角度。

汤先生注意到： 例如当今的西方哲学，很难找到一种主流思想，现象学、后现代主义、实用主义、分析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等都有很大影响。[30] 无疑，汤先生的主张与霍桑也是相通的，在红火的国学热的今天，汤先生冷静地看到： 现在文化上的欧洲中心论已经破产，绝不能再提出个中国中心论来，什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文化可以拯救世界，这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

以上两类矛盾易于看到，而人自我身心的矛盾则容易被人忽视。然而将二分截然对立起来，片面地发展一个方面，则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他指出科学唯物论的出发点是独立存在的两种对立的实体：物质与精神，而他所赞赏的有机论的出发点则是事物处在互相关联的共域中的体现过程。[34] 科布与Herman Daly写作有《为了共同的福祉》（For the Common Good: Redirecting the Economy Toward Community, Environment, and a Sustainable Future）一书，此书是生态经济学领域非常重要的著作。

[32]罗蒂、霍伊等主要从哲学的层面进行讨论。个人愈加自私自利，缺乏奉献精神，不同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日益严重。

有些看似没有对立面的也都可以找到对立面，比如，理性与非理性，语言与默然等。汤先生认为： 人类社会的发展，其文化是要不断积累，总是在传承中创新。

同样，中国的一些学者也已经注意到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对当前人类社会走出困境的现实意义，并认真地关注着该学说的发展。再比如，汤先生提出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在超越问题，也是在余英时先生文章的启发下提出来的。

不发达国家与地区为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与西方列强抗衡，主动或被动接受了西方转嫁的生态方面的阵痛。） 遗憾地是，霍桑的这篇文章中没有提到孟子或计算机的有关内容，或许是他在会议上的发挥，或许是会后交流中提出来的，但其中包含的西方要向东方的智慧学习的观点则是随处可见。李际、张晨译：《后现代公共政策：重塑宗教、文化、教育、性、阶级、种族、政治和经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11页。汤先生对西方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关注，使我们逐渐认识到：中国当代的哲人已经与西方同时代的哲人有着密切的交流，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也逐渐成为世界哲学的一部分，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的距离已经越来越小，沿着汤先生指出的方法论，我们在大力开发中国传统的资源的同时，努力学习与跟踪西方哲学的当代发展的同时，逐渐出现融入世界哲学大家庭当中的梦想也可能会逐渐实现。

包国光译：《怀特海：有机哲学》，99页。） 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将怀特海的过程哲学视为其理论先驱。

包国光译：《怀特海：有机哲学》，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65页。[4]他们认为找到了要为此种弊病负责的近代西方哲学的源头，那就是从笛卡尔开始的主客截然对立二分的思维模式。

[33] 作为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的反对者，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则是要克服解构性的缺点。他总体上与解构性后现代主义一样，要改变现代主义的思维定势，要拓展人们的思维视野，要激活人们的创造性思维。